随着韩国物价持续上涨、住房成本激增及教育支出负担加重等多重经济因素影响，传统单一收入模式已难以维系现代家庭开支需求。同时，伴随性别平等意识提升和女性高等教育普及，韩国双职工家庭比例逐年攀升，社会逐步摒弃传统儒家文化框架下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模式。 韩国社会长期受儒家伦理价值体系影响，男性被赋予家庭经济支柱的角色，女性则专注于家庭与子女教育。然而，随着二十世纪后期韩国加速推进工业化以来，伴随城市化进程加速与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实现快速腾飞。高等教育向大众化转型趋势显著，特别是女性劳动参与率突破历史峰值。 针对产业结构升级带来的劳动力市场结构性变化，韩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制度创新，推动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度提升。同时，持续攀升的生活成本与居高不下的住房价格，加速了双职工家庭模式的普及。 近年来，政府与企业协同推进工作与家庭平衡支持体系。在政策层面，先后出台包括弹性工作制、育儿休假延长法案、公共托育服务扩充计划等在内的多项措施。企业也积极响应政策导向，通过创新人力资源管理方式，为双职工家庭创造更为友好的职场环境。事业与家庭双重价值实现已成为新时代韩国家庭的核心诉求。 韩国统计厅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近年来全国双职工家庭数量呈稳定增长态势。2015年，双职工家庭占比为44.2%，2018年上升至46%。尽管2020年受疫情影响小幅回落至45%，但去年迅速反弹至48.2%，意味着近半数家庭为双职工家庭。从数量来看，2015年双职工家庭为537万户，2018年增至568.4万户，去年大幅升至611.6万户，增长趋势显著。 从年龄分布来看，以去年为基准，30至39岁人群的双职工比例达50.1%，同比（42.8%）大幅上升。双职工比例最高的群体集中在40至49岁及50至59岁年龄段，占55.2%。相比之下，60岁以上人群的双职工比例仅为31.1%，在所有年龄层中占比最低。 在育有18岁以下子女的家庭中，双职工比例达56.8%，创新高。从子女年龄来看，家中最小子女年龄为6岁以下的双职工家庭比例达51.5%；子女年龄在7至12岁的双职工家庭，占58.6%；而子女年龄在13至17岁的双职工家庭则进一步攀升至62.6%，反映出子女教育阶段的经济负担与家庭收入需求呈正相关。此外，从子女数量来看，养育1名子女的双职工家庭占比为57.2%，2名子女的家庭占比为57%，差异较小。 在新婚夫妇群体中，双职工比例达58.2%，同比上升1个百分点。其中，结婚1年的夫妻双职工比例最高，达61.8%，而随着婚龄增长，该比例逐渐下降，结婚5年的夫妻中双职工比例降至54.9%。从收入水平来看，双职工新婚夫妇的平均年收入为8972万韩元（约合人民币48.5万元），而单职工家庭的平均年收入仅为5369万韩元（约合人民币29万元），收入差距显著。在地域分布上，济州岛双职工家庭占比最高，达63.5%，其次为全南（56.4%）、世宗（55.8%）、忠南（53.4%）、忠北（52.9%），大田（45%）等。 随着韩国女性高等教育普及率持续提升，专业领域及服务业等多元领域就业机会不断拓宽，越来越多的家庭转向双职工模式。然而，双职工家庭仍然面临诸多现实困难，包括家务分工不均、育儿压力及经济负担等问题。由于夫妻双方均投入职场，家庭内部的时间管理、育儿照料及家务分配矛盾日益突出。尤其在传统性别观念影响下，丈夫的家务参与度普遍较低，导致女性仍需承担大部分家庭责任，成为女性心理压力的主要来源。此外，尽管双职工家庭收入较高，但房贷、教育支出等固定成本压力依然显著，尤其是临时工女性劳动者的收入稳定性较低，进一步加剧经济焦虑。 尽管韩国双职工家庭比例持续上升，但与部分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差距。数据显示，立陶宛、葡萄牙、斯洛文尼亚、瑞典和意大利等国家的双职工家庭比例均超过70%，新加坡亦超过50%。中国则以76%的双职工比例位居全球首位，尤其在大城市，由于经济压力大及女性劳动参与率高，绝大多数家庭采取双收入模式。越南（74%）、美国（65%）和日本（58%）紧随其后。相比之下，韩国的双职工比例仍有提升空间。 韩国双职工家庭的快速增长源于经济压力、社会观念转变和政策支持的多重推动。尽管这一模式有助于提升家庭经济能力，但也暴露出职场性别歧视、育儿支持不足和工作制度僵化等深层问题。要实现工作与家庭的真正平衡，必须系统性地推进职场平等化改革，并完善育儿保障体系。

随着20至30多岁群体对“非婚生育”的社会接受度持续提升，女性的认同度增长幅度正逐步超过男性，相关观念的性别差异也呈现出缩小趋势。 韩国女性政策研究院19日发布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受总统直属的低生育高龄社会委员会委托开展的调查发现，20至30多岁人群对非婚生育的同意率呈逐年上升趋势。其中，女性的态度转变尤为显著。 具体来看，20多岁男性对非婚生育的同意率由2008年的32.4%上升至2023年的43.1%，而同年龄段女性则从28.4%上升至42.4%。在此期间，女性的上升幅度为14个百分点，明显高于男性的10.7个百分点。 在30多岁群体中，男性的同意率从28.7%升至43.3%，女性从23.9%升至40.7%。女性提升幅度为16.8个百分点，同样高于男性的14.6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20至30多岁男女对“未婚同居”的接受度也明显增强。20多岁男性的同意率从2008年的67.2%上升至81.1%，女性则从55.6%跃升至81%，女性的增长幅度（25.4个百分点）大幅超过男性（13.9个百分点）。30多岁人群也呈现出类似趋势。 对此，研究人员指出，尽管男性在非婚生育与未婚同居议题上的整体同意率仍高于女性，20多岁群体也高于30多岁，但各项差距正逐步缩小。 据韩国保健福祉部数据，韩国2022年的非婚生育率为3.9%，远低于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当年平均水平的41%。但2023年已小幅上升至4.7%。随着社会观念持续转变，政府也正将非婚生育视作应对低生育率的一种可能方案，推进相关政策研究。 保健福祉部第一次官李基日表示，女性对非婚生育的接受度上升，反映出她们希望摆脱传统婚姻与家庭结构带来的压力。在总和生育率降至0.75的背景下，国家有必要通过继承、税制优惠等多方面支持非婚生育，以回应结构性低生育危机。

过去三年间韩国新生儿人数持续减少，但有结婚意向的未婚者比例有所上升。如果这一趋势转化为实际婚姻，低出生率问题则在未来有望得到缓解。 韩国保健社会研究院面向19至49岁成年人（包括未婚者）及其配偶共1.4372万人进行调查，并于11日发布的《2024年家庭与生育》报告显示，女性平均生育0.85人，较三年前（1.03人）减少0.18人。 包括事实婚姻在内的已婚女性群体中，结婚时的生育计划平均为1.75人，低于2021年的1.93人。在去年的调查中，计划生育2个孩子的比例最高，占比63.6%，其次为1个（22.3%）、3个（6.7%）、0个（6.1%）和4个以上（1.2%）。 调查显示，对19至49岁男女按有无配偶划分后，有配偶者中仅18%有生育计划，生育计划平均为1.25人；而无配偶者中63.2%有生育计划，生育计划平均为1.54人，明显高于有配偶者。 去年表示有结婚意向的受访者占比62.2%，较2021年的50.8%上升11.4个百分点。尚未决定是否结婚的受访者从2021年的23.9%下降到去年的19.4%，表示尚无结婚意向的受访者从11.9%降至6.7%。研究人员指出，该趋势出现的原因是疫情期间结婚意向跌至谷底后反弹，还是真正转为增长趋势，还需进一步深入分析。 与此同时，在无结婚意向的人群中，占比最多的原因是“对目前生活感到满意”（58.4%），其后依次是“经济能力不足”（11.4%）、“没有遇到合适对象”（10.2%）。女性群体中“对目前生活感到满意”而不考虑结婚的比例达63.4%，比男性高9.5个百分点；而男性群体中“经济能力不足”原因占比为17%，比女性高10.9个百分点。 此外，已婚者在结婚时看重的价值观依次是“爱情”（81.9%）、“伴侣关系”（81.8%）、“经济稳定”（53.2%）、“满足家庭与社会期待”（45.1%）。有结婚意向的未婚者择偶标准则依次为“伴侣关系”（82.4%）、“爱情”（78.5%）、“经济稳定”（69.8%）和“满足家庭与社会期待”（44.2%）。 研究人员表示，已婚者与未婚者的价值观差距微小，但也可以看出相比实现爱情，当代青年更重视建立良好的伴侣关系，并且注重现实层面的经济稳定，因此未来婚姻可能更加趋向理性选择。 【图片来源 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