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分析机构韩国CXO研究所19日发布报告显示，在去年新上市的121只股票中，以本月16日收盘价为基准，持股市值超过100亿韩元（约合人民币4725万元）的个人共有119人。 从持股市值规模来看，超过1万亿韩元有1人；市值在1000亿韩元以上的共有19人。其后依次为，市值在500亿至1000亿韩元之间19人，300亿至500亿韩元14人，100亿至300亿韩元67人。此外，持股市值在10亿至100亿韩元之间的股东共有101人。 其中，持股市值唯一超过1万亿韩元的是韩国生物技术公司AimedBio的首席技术官（CTO）南道贤（音）。南道贤持有该公司股票2216.4757股，按16日收盘价每股5.49万韩元计算，其股票市值约为1.2168万亿韩元。与去年12月4日上市当日的9752亿韩元相比，市值增长约24.8%。 从出生年代来看，1960至1969年与1970至1979年出生者各有38人；出生于1980至1999年的有33人，其中30多岁的股权富豪为12人。其中，Nota AI首席技术官金泰镐（音）的股票市值最高，达到1195亿韩元。 韩国CXO研究所所长吴一善（音）表示：“去年在制药与生物行业中，随着企业集中上市，跻身百亿新兴股权富豪前列。若要保持股价持续上涨，仍需业绩改善作为支撑。”

一项调查显示，高达93%的韩国Z世代（1995至2009年间出生者）在发送电子邮件前曾借助人工智能（AI）进行文本润色，旨在在不同沟通情境中保持恰当的礼貌与正式语气。 招聘平台“Jinhaksa Catch”面向2913名Z世代群体开展关于“AI润色使用经验”问卷调查，并于19日公布结果显示，93%的受访者表示曾在发送电子邮件或信息前，通过AI调整表达方式；从未使用过该功能的受访者仅占7%。 在有过AI润色经验的受访者中，使用频率呈明显的日常化趋势。其中，67%的受访者表示经常使用，24%表示偶尔使用，9%则称几乎不使用。就使用原因而言，希望根据不同情境维持正式得体的表达（41%）居于首位；其次依次为担心表达显得不够礼貌（37%）、自主构思语句较为耗时（16%）、难以依据不同对象调整语气（10%），以及曾因语气问题被他人指正（3%）等。 同时，Z世代中倾向于认为文字信息交流比面对面沟通更为轻松的比例亦较为突出。在相关偏好调查中，43%的受访者表示更偏好发送信息而非面对面交流，主要原因是文字沟通可降低失言风险（36%）。其余原因依次包括：可争取更多思考时间（31%）、便于留存对话记录（12%）、沟通心理负担较轻（9%）、不受时间与地点限制从而提升交流效率（8%），以及情绪消耗相对较少（4%）。 此外，57%的受访者更倾向直接对话。主要原因为表情与语气能够即时传达，从而减少误解（61%）、面对面交流效率更高（24%）、对话流程与语境不易被打断（7%）、能够即时确认对方反应（6%），以及认为发送信息往往耗时更长（2%）等。 Jinhaksa Catch指出，Z世代借助AI润色的行为，被视为旨在降低人际误解、选择更有效表达方式的积极尝试。然而，若过度依赖AI，反而可能削弱表达的真实性与个人色彩。因此，在最终发出信息前，仍应保持由本人进行内容确认与语气把关的习惯。

韩国总和生育率已连续多年全球垫底，但仍被冠上“补习班共和国”的名号。日前一项统计显示，尽管过去10年韩国学生总数持续减少，但全国私教育（校外补习）费用总额却不降反升，累计增幅超过60%。尤其令人惊讶的是，私教育的“低龄化”趋势日益明显，小学生乃至学龄前儿童，正成为私教育市场增长的核心驱动力。 从宏观数据来看，2024年韩国私教育市场规模达到29.19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380亿元），较10年前的2014年大幅增长60.1%。2015年短暂回落后自2016年起，私教育支出重新进入上升通道，疫情期间虽一度下降，但自2021年以来已连续4年增长。这表明，私教育的扩张并非偶发，而是嵌入韩国社会结构之中的长期现象。 从理论上来说，学生数量减少理应压缩教育支出规模，但现实却恰恰相反。其背后是多重社会经济因素的叠加。 首先，教育服务价格持续上涨。补习班学费、教材费用、个性化课程成本不断提高，即便学生数量下降，总体支出仍持续水涨船高。其次，家庭收入结构变化也不可忽视。随着双职工家庭比例上升，家庭在教育上的可支配支出能力增强，私教育被视为高回报投资。 此外，家庭结构变化对教育消费观念产生了深远影响。一孩家庭成为主流后，“集中所有资源投向一个孩子”的理念更为普遍，教育被视为决定阶层流动的关键手段。这种高度竞争的社会心理，使得家长更难主动拒绝私教育。 在所有学段中，尤以小学私教育支出增长最为迅猛。2024年，小学生私教育费用总额达13.22万亿韩元，比10年前增长74.1%，不仅增幅最高，规模也远超初高中。这意味着，韩国私教育的重心正在明显前移。从“升学补习”转向“提前布局”，成为家长群体的共识。英语、数学、编程等被认为是“起步越早越好”的科目，推动小学阶段的私教育高度普及。数据显示，2024年小学生私教育参与率高达87.7%，几乎成为“全民现象”。 其中，艺术、体育、兴趣类课程的参与率甚至高于普通学科。这并非单纯的素质教育需求，而与双职工家庭增加密切相关，补习班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课后托管”的功能，弥补家庭照护空缺。 低龄化趋势势近年来韩国最具争议的表现，因此衍生出所谓的“4岁高考”“7岁高考”。这些名词指的是幼儿为进入知名英语幼儿园或小学前补习班而参加的选拔性测试。原本应无忧无虑享受童年时光，却被提前卷入竞争轨道。 专家指出，这一现象的根源在于升学制度的不确定性和频繁调整。家长普遍担心“一步跟不上，步步跟不上”，从而选择将压力前置。结果是，教育焦虑不断向更低年龄层传导，形成恶性循环。 从人均支出看，问题同样严峻。2024年，小学生月均私教育支出达44.2万韩元，较10年前翻近一倍。中学生和高中生的个人支出增幅更大，尤其是高中阶段，人均月支出已超过52万韩元。这意味着，尽管高中生总人数大幅减少，但家庭往往承受着更沉重的经济负担。私教育正在从“辅助”演变为“刚需”，对家庭消费结构产生挤压效应，也加剧了社会不平等。 面对社会批评和人权争议，韩国政府与国会开始采取干预措施。近期通过的《学院法》修正案，明确禁止针对3岁至小学入学前儿童的选拔性考试，并对违规机构施以行政处罚。这被视为对“4岁高考”“7岁高考”的禁令。国家人权委员会亦多次指出，极端早教和超前学习侵害儿童的休息权、游戏权和幸福追求权，甚至可能构成结构性儿童权利侵害。 然而，政策效果仍有待观察。若缺乏严格执法，或升学制度本身的不确定性未得到缓解，私教育需求可能只是转入“地下化”或“隐性化”，难以真正消失。 从根本上看，私教育费用飙升并非单一教育问题，而是就业竞争、阶层固化、人口结构变化等多重焦虑的集中体现。只靠限制补习班或禁止考试，是典型的“治标不治本”。真正的出路，在于提升公共教育质量与信任度，减少升学路径的不确定性，并为儿童提供不以竞争为核心的成长环境。否则，即便学龄人口继续下降，私教育的“内卷化”仍可能不断加深。

一项调查显示，韩国新生儿中借助辅助生殖技术出生的婴儿比例持续攀升，目前已突破15%，相当于约每七名新生儿中就有一名经由不孕症治疗诞生。 韩国健康保险审查评价院于14日发布的《不孕不育治疗副作用分析及管理对策研究》报告显示，通过不孕症治疗出生的新生儿在全体新生儿中所占比例从2019年的8.7%大幅上升至2024年的15.1%，五年间增长约1.7倍。 该研究基于统计厅公布的年度新生儿数据，并结合与不孕不育治疗相关的健康保险诊疗费用申报资料进行综合分析。数据显示，韩国全年新生儿总数从2019年的30.23万人减少至2024年的23.82万人，五年间下降21.2%，同期通过不孕症治疗出生的婴儿数量则由2.64万人增至3.6万人，增长36.6%。 数据显示，新生儿数量持续下降，而通过不孕症治疗出生的婴儿数量则不断上升，导致所占比例逐年扩大。具体来看，通过不孕症治疗出生的婴儿比例在2019年为8.7%，2020年上升至10%，2021年达到12.2%，2022年攀升至14.1%，2023年为14.6%，2024年进一步增至15.1%。 在多胎生育方面，尽管双胞胎及以上多胎在全体新生儿中的比例有所上升，但在不孕症治疗出生的婴儿中却呈下降趋势。数据显示，全体新生儿中多胎比例从2019年的4.6%上升至2024年的5.7%；自然受孕出生的婴儿中多胎比例基本保持在1.7%至1.8%之间。相比之下，通过不孕症治疗出生的婴儿中多胎比例从2019年的35.5%显著下降至2024年的27.3%。 报告指出，不孕症治疗规模持续扩大，多胎出生人数总体维持在约一万人，呈相对稳定态势；然而，由于新生儿总量减少，多胎在整体新生儿中的比重反而呈上升趋势。 此外，通过不孕症治疗出生的婴儿中，超过八成经由剖宫产分娩。2024年不孕症治疗出生的3.6万名婴儿中，有3.05万人（占84.7%）通过剖宫产诞生。与2019年的75.4%相比，2024年不孕症治疗出生婴儿的剖宫产比例上升9.3个百分点。

【编者按】韩国导演金度英执导的爱情电影《后来的我们》（Once We Were Us）于去年12月31日在韩国上映。该片翻拍自2018年由周冬雨和井柏然主演的中国同名电影，围绕一对曾经热烈相爱的恋人展开，讲述他们在分离十年后意外重逢，通过回忆交织出一段贴近现实的爱情故事。影片由文佳煐、具教焕主演。 金度英出生于1970年，是韩国著名女导演、编剧兼演员。她曾参演《绿洲》《杀人漫画》《幸存的孩子》等作品，并于2019年凭执导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获得第56届韩国百想艺术大赏最佳新人导演奖。其作品以细腻而沉静的叙事风格著称，善于从日常细节中探讨社会议题与人物情感。《后来的我们》延续了她对人物心理的关注，同时也是她对爱情题材的一次全新尝试。近日，金度英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分享了将中国原作改编为韩国电影的创作背景与思路。 谈及与原作的首次相遇，金度英将其形容为“一种命运般的相遇”。她表示，自己是在2019年通过奈飞（Netflix）观看中国电影《后来的我们》，并被剧本深深吸引。 “这个故事讲的是相遇、相爱，以及在为梦想努力的过程中所经历的情感波折。正因为这些经历非常贴近现实，才会引发共鸣。”金度英表示，“如果用韩国演员、以韩语重新演绎一次，同样具有意义，因此我很希望能把它做好。” 在谈及翻拍的意义时，金度英强调，关键并不在于“复制原作”。她指出：“如果只是照搬原作场景，很难真正超越它。更重要的是理解每个场景真正想传达的情感目标，在保留核心的同时，找到适合韩国语境的表达方式。”她表示，演员的参与至关重要。通过演员真诚地投入创作过程，并共同完成对角色与故事的再诠释，翻拍作品才能呈现出自身的意义与价值。 在改编过程中，金度英明确了必须保留的核心元素，包括原作中黑白画面与彩色画面的转换方式，以及部分关键台词与情感瞬间。她表示，自己并不刻意追求差异化，而是反复思考原作中最打动自己的部分，以及如何在韩国版本中延续这种情感。 在季节设定上，韩国版本选择了夏季的梅雨季，而非原作中的冬季雪景。金度英解释称，雨声同样能够营造丰富的氛围，漫长的梅雨、空气中的湿度以及季节的温度感，都有助于唤起观众对青春情绪的记忆。她表示，这种感官体验与原作想要传达的情感本质是一致的。 金度英还特别强调了女性角色的成长。影片中，女主角正媛与男主角恩浩在经历人生挫折后，逐渐学会放下过去，走向自我实现。为更自然地呈现人物的“漂泊感”，正媛被设定为孤儿院出身。 金度英解释称，由于韩国并不存在中国的户籍制度，因此需要通过角色背景设定来体现人物没有归属的状态。她同时提到，自己曾在孤儿院工作，为孩子们进行戏剧练习，那段经历让她深刻体会到根源性的孤独感，也成为塑造正媛角色的重要参考。 在选角方面，金度英表示，演员本身的气质与经验是重要考量因素。文佳煐此前在电视剧《爱情的理解》中的表演给她留下深刻印象；具教焕则在独立电影中展现出强烈的现实感，这种特质为男主角带来了更为开朗而灵动的气息。她认为，演员并非单纯“扮演角色”，而是以自身的温度不断丰富人物形象，两位主演在影片中自然呈现出角色的内外特质，使人物更加立体。 随着韩国总统李在明于1月4日至7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韩中两国文化交流呈现回暖趋势。金度英表示，电影是一种能够跨越国界与时代的沟通方式，让观众理解彼此、感受对方情绪，是一种自然且珍贵的交流。 她指出，无论在哪个国家、哪个时代，人们在年轻时为梦想努力、在现实面前受挫的经历具有普遍性，而爱情往往成为情绪的出口。她表示，如果中韩观众都能在影片中产生共鸣，对她而言便是最大的欣慰。

韩国时尚电商平台MUSINSA于9日表示，自正式进军中国市场以来仅100天，线上与线下整合的累计交易额已突破约100亿韩元（以出库为准，约合人民币4790万元），截至去年12月31日，累计交易额进一步增至110亿韩元。 MUSINSA分析指出，线上与线下渠道之间形成的协同效应，是推动业绩快速增长的关键动力。去年9月，天猫平台上线的MUSINSA STANDARD与Musinsa Store合计交易额仅约5亿韩元，而到12月已扩大至44亿韩元，增长超过9倍。 随着去年12月上海线下门店开业，线上渠道的增长势头进一步增强。以上海安福路门店开业为契机，天猫Musinsa Store的月度交易额环比增长107%，刷新历史新高。公司通过分析线上销售数据，将经过市场验证、需求较高的商品集中陈列于线下门店显眼位置，实现了线上数据与线下销售的有效联动。 线下门店的人气也迅速升温。MUSINSA STANDARD上海淮海百盛店和Musinsa Store上海安福路店自试营业起至去年12月31日的26天内，累计到店访客数突破10万人次，线下交易额也超过10亿韩元。 在此基础上，MUSINSA计划加快中国线下业务扩张步伐，延续初期增长势头。公司将于今年3月在上海南京东路新世界新丸中心开设新门店，并计划在上半年将线下布局拓展至杭州等上海以外城市。从中长期来看，MUSINSA提出年内将中国门店数量扩大至10家以上，并力争在2030年前在中国累计开设100家门店。 MUSINSA相关负责人表示，公司基于对中国市场的精细化数据分析，在门店布局、商品组合等方面推进本地化战略，从而在短时间内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今后，MUSINSA将围绕对 K-时尚关注度较高的中国MZ世代（1980年代初至2000年代出生）的消费趋势，进一步深化线上与线下联动运营，在中国市场构建可持续的增长模式。

韩国迎来2026丙午年的第一缕晨光。回望刚刚过去的2025年，韩国在政治震荡、经济修复与社会结构转型的多重压力中艰难前行，也在不断调整与校准中，逐步显现出重新站稳的迹象。 2025年年初，韩国政局仍笼罩在2024年12月3日前总统尹锡悦宣布“紧急戒严”所引发的余波之中。4月4日，宪法法院裁定尹锡悦弹劾案成立，其执政生涯提前落幕。尽管过程曲折，但司法程序的推进，被视为韩国政治体系启动自我修复的重要一步，也为社会重建秩序与信任留下制度空间。 6月4日，韩国第21届总统李在明宣誓就职。他以简化的就职仪式开启新政府，将恢复民生、提振经济列为施政重心，并提出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务实外交路线。年底，李在明正式迁回青瓦台办公，象征着韩国政治运行逐步回到相对稳定的制度节奏之中。 经济层面，在全球通胀压力、地缘政治风险与贸易摩擦交织的外部环境下，韩国展现出一定韧性。全年出口规模首次突破7000亿美元，位居全球第六位，半导体、汽车、船舶、生物医药等核心产业继续发挥支撑作用，化妆品、食品等消费品出口成为新的增长点。股市在下半年明显反弹，外国直接投资规模亦再创新高。 社会层面，人口结构变化持续牵动政策走向。总和生育率回升至0.74，出生人口有望实现近九年来首次正增长；与此同时，65岁以上人口占比突破20%，韩国正式迈入“超高龄社会”，年金（养老金）改革与退休制度调整成为无法回避的中长期议题。政府自年中起分阶段发放“民生恢复消费券”，以托底内需、扶持小商户经营。 在对华关系方面，2025年成为韩中关系由低位修复、逐步回暖的关键一年。9月29日，韩国启动面向中国团体游客的免签政策，迅速带动旅游、酒店、零售及餐饮行业回暖，中国游客数量在短期内显著回升，对内需与地方经济形成实质拉动。 11月1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11年对韩国进行国事访问，并在出席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与李在明在庆州举行会谈。双方围绕地区和平稳定、朝鲜半岛问题及经贸合作等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多项务实共识。此次访问被视为韩中政治互信修复的重要象征，也为双边关系重回稳定轨道奠定基础。 在经贸层面，2025年恰逢韩中自由贸易协定（FTA）生效十周年。双方加快推进第二阶段谈判，重点聚焦服务与投资领域，以优化贸易结构、稳定供应链，并推动高附加值产业合作。中国企业对韩投资意愿增强，新能源、半导体及高端制造领域的联合开发逐步升温；与此同时，韩国企业亦加快在华布局，在本地化生产与研发投入方面迈出新步伐。 在韩国政治秩序逐步回归制度轨道的同时，经历多年波折的韩国对外关系，尤其是韩中关系，也随之进入新的观察窗口，并显现出由修复走向深化的趋势。 展望2026年，李在明将于1月4日至7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其就任后的首次访华，也是韩国总统时隔近九年再次以国事访问形式访华。韩国政府希望以此为契机，推动近年来趋冷的韩中经贸合作全面回暖。 值得关注的是，此次访问期间，三星、SK、现代汽车、LG等韩国主要企业负责人将组成约200人的经济代表团随行访华，参加韩中商务论坛、签署经济合作谅解备忘录并开展一对一商务洽谈。 中国连续多年是韩国最大贸易伙伴，韩国亦是中国最重要的经贸伙伴之一。专家普遍认为，此次大规模经济代表团访华，反映出韩企对中国市场的高度重视，有助于推动两国在新能源、半导体、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探索合作新路径，推动韩中经贸合作走深走实。 在两国经贸合作持续深化的同时，双边合作平台也正成为推动韩中关系向前发展的重要抓手。中国担任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东道主，将于2026年11月在深圳举办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双方将充分利用APEC各类合作机制，深化互利合作，不断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韩中关系迈向更高水平，并为促进亚太和世界经济增长作出新的积极贡献。 目前，韩中关系正站在新的起点上。两国高层的密集互动，为双边关系进一步巩固和提升提供现实支点。只要韩中两国相向而行、携手共进，便有望在复杂外部环境中稳定双边关系航向，使其持续运行在理性、务实的轨道之上。

国会立法调查处日前发布《2025大韩民国不平等综合报告》显示，韩国民众普遍认为，相较于其他国家，韩国社会的不平等在出生时便因机会差异而注定。报告同时指出，不同意识形态群体对贫富差距严重性的认知存在显著差异，持进步倾向的民众视其为严重问题的比例是保守倾向者的两倍以上。 该报告引用了美国智库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今年初对36个国家（地区）进行的一项关于不平等与歧视的民意调查结果。 调查结果显示，在36个受调查国家中，有31个国家的民众将“富人拥有过多政治影响力”列为经济不平等的首要因素。然而，韩国受访者的关注点有所不同，高达43%的韩国受访者认为，经济不平等的主要原因是“特定人群自出生起就获得了比他人更多的机会”。 这种对机会起点不平等的强烈感知，进一步影响了国民对未来的预期。66%的韩国人预测，子女一代的经济状况将比父母一代更为困难，而认为会改善的受访者比例仅为27%。报告分析指出，这反映了社会普遍弥漫着对未来深感不安以及对经济停滞的忧虑。 当被问及“本国面临的最严重问题是什么”时，除哥伦比亚外的其他35个国家（地区）均将贫富差距列为首要问题。近半数（47%）的韩国民众将贫富差距视为最严重的社会问题，其后依次是性别不平等（24%）、种族歧视（17%）和基于宗教的歧视（15%）。 尽管贫富差距被最多人提及，但若按意识形态划分，观点则呈现巨大鸿沟。在韩国受访者中，自认为属进步倾向的群体有66%认为贫富差距是严重问题，而保守倾向人群中持相同看法的比例仅为31%，两者相差超过一倍。

韩国新韩信用卡公司（以下简称新韩卡）近日披露，约19万名加盟店代表的个人信息遭到泄露，公司已向韩国个人信息保护委员会（PIPC）申报此事。 根据新韩卡的调查，泄露信息包括手机号（18.1585万条）、手机号与姓名（8120条）、手机号·姓名·出生年与性别（2310条）、手机号·姓名·出生年月日（73条），合计19.2088万条。泄露时间跨度为2022年3月至2024年5月。 新韩卡方面强调：“目前未发现居民身份证号码、银行卡号、账户号码等敏感信息遭到泄露。此外，此次泄露范围仅限于加盟店代表信息，普通客户信息并未外泄。” 调查显示，此次事件源于部分营业网点员工为提升业绩而实施的违规行为。至少有5家营业网点、12名员工参与其中。据悉，相关人员通过拍摄电脑屏幕，将加盟店代表信息发送给外部信用卡销售员等方式泄露信息。新韩卡已对相关人员作出停职处理，并正在考虑提起刑事诉讼等追加措施。 新韩卡方面解释称：“这些员工为提升业绩，向规划师提供了未经同意用于营销的新加盟店代表信息，这类行为本应严格禁止。”公司同时表示，由于此次泄露并非黑客入侵等外部攻击所致，信息进一步扩散的可能性较低。 新韩卡表示：“目前尚未发生因信息泄露引发的损害，一旦出现，我们将积极进行赔偿。”同时，公司已在官网发布道歉声明，向相关加盟店代表逐一发送通知，并开设了“信息查询页面”，提供当事人自主确认自身信息是否涉及此次泄露事件。 此次泄露事件由一名公益举报人向个人信息保护委员会提交证据后曝光。PIPC已于上月12日要求新韩卡提交相关资料，公司随即展开内部事实确认工作。个人信息保护委员会预计将根据调查结果对新韩卡采取必要措施，包括行政处罚等。

韩国保健社会研究院18日发布的报告显示，随着韩国多胎妊娠及出生率持续上升，且水平显著高于其他国家。分析认为，有必要调整政策方向，以降低其对孕妇和胎儿造成的健康风险。 报告显示，在韩国整体新生儿中，双胞胎比例从2015年的3.7%（1.6166万人）上升至去年的5.7%（1.3461万人）。同期，三胞胎及以上的多胎比例也由2.4%（392人）增至3.4%（457人）。以去年为基准，韩国每1000例分娩中双胞胎出生数达28.8例，与其他国家相比处于极高水平。 在世界多胎出生数据（HMBD）所包含的国家中，韩国仅次于希腊（29.5例），位居第二，几乎是HMBD国家平均水平（15.5例）的两倍。三胞胎及以上多胎出生率同样偏高，每1000例分娩中有0.67例，在HMBD国家中位居首位，是平均水平（0.2例）的约三倍。 分析指出，韩国整体生育率处于全球最低水平，但双胞胎出生率却居高不下且持续上升，与国际上普遍呈现的下降趋势形成鲜明对比。报告还分析，在韩国生育年龄不断推迟、辅助生殖技术不断发展的背景下，部分家庭倾向于通过一次妊娠和分娩同时生育两个孩子，这种“生育便利主义”正成为韩国特有趋势。 数据显示，韩国产妇平均分娩年龄已从2015年的32.2岁升至去年的33.7岁。双胞胎产妇的平均分娩年龄更高，为35.3岁。此外，接受不孕不育治疗的人数也从2018年的12.1038万人增至去年的16.1083万人，7年间增长约33%。 因此，多胎妊娠与分娩相关扶持政策不断扩展，包括对不孕夫妇医疗补助、高危孕妇医疗费用支持、早产儿支援对策等。此外，各地方政府也纷纷向多胎家庭提供出生祝贺金、产后调理费用等补贴。然而，报告指出，韩国现有的多胎生育相关政策仍主要聚焦于妊娠期或分娩后的事后处理。 值得注意的是，多胎妊娠和分娩对孕妇及胎儿均伴随较高风险，并非为值得鼓励的生育选择。自2000年起，许多国家已推出预防多胎生育的相关政策，有效降低了多胎出生率。 报告强调，有关部门应在孕前阶段加强健康保障，制定并落实降低多胎妊娠率的政策，同时着力提升妊娠期及分娩前后相关支持措施的质量与实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