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物价与经济低迷的双重压力下，韩国流通业面临经营困境，为降低运营成本、缓解财务压力，从大型流通企业到美妆、食品等领域的多家公司相继启动自愿离职计划。自愿离职计划作为通过提供离职补偿鼓励员工主动辞职的人力资源调整措施，通常伴随一定规模的慰劳金、子女教育补贴等经济支持。但自愿离职对象范围已不仅限于40岁以上员工，更扩展至部分30多岁的年轻职员，反映出当前业内整体面临下行压力。 据韩国流通业界5日信息，GS零售近期面向年满46岁且在职满20年以上的员工推进自愿离职计划。GS零售作为GS集团旗下负责便利店品牌GS25及电视购物平台GS Shop的子公司，向自愿离职员工除支付退休金外，还将额外提供相当于年薪1.5倍的慰劳金，并对离职员工的子女给予最高40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9.2万元）的学费资助。 乐天集团旗下多家流通及食品子公司近期也陆续实施自愿离职计划，对象主要集中于40岁以上员工。运营便利店品牌7-Eleven的Korea Seven公司在继去年推行后，于今年10月再次启动相关计划，覆盖年满40岁或在当前岗位任职满8年的员工，管理岗位则放宽至45岁或任职满10年员工。同时，乐天会员（Lotte Members）于上月首次推行自愿离职，面向1982年以前出生、在职满5年的员工；乐天七星饮料亦于上月接受1980年以前出生、入职满10年员工的自愿离职申请。相关企业均为自愿离职人员提供包括慰劳金、再就业支援金及子女大学学费在内的综合补贴。 据悉，自愿离职范围已进一步延伸至30多岁年龄层。在美妆行业，LG生活健康为调整线下销售人力，于今年10月面向免税店、百货店等一线销售岗位启动自愿离职计划，申请对象为年满35岁、1990年12月31日前出生的员工。 此外，三养集团也在近期针对临近退休年龄的员工实施自愿离职。今年8至9月，公司针对办公室职员推进相关程序，提供的补偿包括相当于30个月基本工资，并对在职员工的大学生子女提供最长4年的全额学费资助。对于有意再就业的人员，企业还将提供最长6个月的再就业支援服务，包括就业咨询与职业技能培训等配套措施。

一项调查显示，女性越认为生育后仍能继续工作，其生育意愿就越高。 韩国女性政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金恩智（音）4日在首尔LSW会议中心举行的“2025面板调查学术大会”上公布了这一研究结果。研究团队基于2024年“世代与性别（GGS Korea）”预备调查，对19至44岁男女共1059人的生育意愿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在女性群体中，若预期生育后能够继续工作，其生育意愿将显著提高；相反，若认为难以维持就业，生育意愿普遍偏低，尤其在无子女及中低收入女性中表现更为明显。 相比之下，男性虽普遍表达出更高的生育意愿，但“生育后能否继续工作”的预期对其意愿影响不大，与女性表现出明显差异。 金恩智表示，这一结果表明，生育意愿并非单纯源于个人价值判断，而是与生育后能否获得稳定的就业条件密切相关。她强调，韩国社会亟须摆脱传统家庭模式，建立一种既能保障持续就业、又能支持家庭组建的社会环境。 与此同时，另一项研究也显示，生育正逐步成为女性在劳动市场受阻的关键时点。韩国女性政策研究院研究员李瑞贤（音）表示，生育后男性的劳动市场表现并无明显下滑，而女性的就业率、收入和工作时长却持续下降。尤其在就业率与收入方面，生育后的跌幅最为显著，且即使经过10年也难以恢复至生育前水平。 她补充说，持有传统性别观念的群体在生育后经历的就业与收入下降幅度更为突出，说明性别角色规范正在强化“母职惩罚”的程度和持续性。 在低生育率问题加剧的背景下，学界指出，重建社会信任、提升性别平等意识已成为当务之急。韩国保健社会研究院副研究员金恩贞（音）基于2008年至2024年的女性家庭面板调查数据，从年龄、时期与世代三个维度分析女性对婚姻与生育必要性的认知变化。分析显示，以2014年为分界点，25至35岁女性对婚姻和生育必要性的认知出现显著下滑。 金恩贞指出，这一时期恰逢“世越号”沉船事故、性别冲突加剧等多重社会因素叠加，社会不安情绪与对政府的不信任同步上升，深刻影响了年轻一代的生育观与生活选择。她表示，应顺应1990年代出生群体更为务实的价值取向，通过系统性改革，减轻婚育带来的职业中断等不利影响，营造使婚育不再被视为社会或经济负担的环境。

一项调查显示，每十名未就业韩国青年中约有三人对未来创业抱有期待，然而，对创业环境的负面认知以及对创业失败的顾虑，成为阻碍他们迈出第一步的主要因素。 韩国经济人协会（以下简称韩经协）面向全国1002名未就业青年开展问卷调查，并于2日发布的《未就业青年创业现状及促进因素调查报告》结果显示，27.6%的受访者表示创业意愿“较高”，若加上回答意愿“中等”的37.8%，则有超过六成（65.4%）的青年未将创业排除于未来选项之外。 尽管如此，受访青年对当前创业环境的评价仍以负面为主。调查显示，对创业环境持负面看法的比例达50.8%，约为持积极看法（17.2%）的三倍。在关于提升创业意愿的政策需求方面，66.6%的受访者认为应优先强化资金及人力支持，其次依次为全球市场拓展支援（55.6%）、创业空间提供（54.5%）、创业相关活动支援（53.3%）以及创业教育普及（52.3%）等。 青年对创业失败可能带来的后果表现出较强的忧虑。在726名表示“无创业打算”的受访者中，半数（50%）将“担心失败风险”列为首要原因，其次为倾向于选择稳定的职业（32.8%）与资金筹措困难（10.2%）等。 韩经协在报告中指出，若韩国社会能构建更为宽容失败的创新文化，将有效激发潜在创业者的实践动力。韩经协研究负责人郑哲（音）表示，应当积极营造让青年不畏失败、勇于挑战的创业生态。今后将持续推动包容失败的社会文化建设，并加强学校与地方社区联动的系统性创业教育。

一项调查显示，韩国单人家庭规模持续扩大，去年在全体家庭中所占比例首次突破36%。 韩国保健福祉部于30日发布的《2024年社会保障统计》报告显示，全国单人家庭规模达804.5万户，占全体家庭的36.1%。数据显示，2015年单人家庭为520万户，占27.2%，2017年突破600万户，2020年达664万户，占比首次超过30%，达31.7%，此后持续保持上升态势。 根据当前趋势推测，单人家庭规模预计将在2027年达到855万户，2037年增至971万户，2042年或将进一步上升至994万户。同时，去年韩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首次突破1000万人，占总人口的20.1%，标志着韩国正式进入“超高龄社会”。 全国托儿所数量则持续减少，从2013年的4.377万家降至2022年的3.0923万家，2023年为2.8954万家，去年进一步降至2.7387万家。尽管整体数量呈下降趋势，公立托儿所的比例却在持续上升，去年占总体的23.8%。 在教育领域，去年韩国学生参与校外补习的比例首次达到80%，同比（78.5%）上升1.5个百分点。学生人均月均补习费用为47.4万韩元（约合人民币2280元）。其中，高中生平均每月支出52万韩元，初中生为49万韩元，小学生为44万韩元。 医疗领域方面，去年韩国执业医生数量为10.9274万人，同比（11.4699万人）减少4.7%。据2023年统计数据，韩国国民年均就医次数为18次，约为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平均水平（6.7次）的2.7倍。此外，国家在社会福利与保健领域的支出总额达237.6万亿韩元，占国家总支出的36.2%。 韩国保健福祉部依据《社会保障基本法》，每年整合国家统计及多项实态调查数据，发布《以数据看社会保障》报告，对家庭与生命周期、就业与收入保障、社会服务等多个领域展开综合分析。

被誉为“黑色半导体”、“海洋豆类”、“海洋绿色蔬菜”的韩国紫菜（K-GIM）有望成为全球紫菜国际标准。据海洋水产部27日消息，截至本月20日，韩国紫菜出口额首次突破10.15亿美元，创历史最高纪录。 韩国紫菜出口呈现爆发式增长，从2022年的6.48亿美元先后增加至2023年的7.93亿美元和2024年的9.97亿美元。分析称，这一增长既得益于韩国紫菜品质竞争力的提升，也源于全球需求持续扩大。近年来北美、欧洲等海外市场紫菜消费量激增，成为推动出口的主要动力。 虽然紫菜出口势如破竹，但水产食品企业在出口时面临亚洲与欧洲市场销售规模不统一的难题。海洋水产部去年10月发布《紫菜产业竞争力强化方案》，积极推进紫菜产品规格国际标准化。本月14日，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第48届国际食品与法典委员会（CODEX）大会上，韩国提出的“紫菜国际标准转换提案”获得批准。 本次纳入国际标准转换的紫菜产品包括干紫菜、烤紫菜和调味紫菜三种，此前已被列入亚洲地区标准。根据CODEX规定，地区标准转换为国际标准需经过8个阶段，韩国政府自2010年启动紫菜标准化工作，2017年在第40届CODEX大会上成为亚洲地区标准。 此前韩国人参于2009年成为亚洲地区标准后，2015年成为国际标准。辣椒酱于2009年成为亚洲地区标准后，2020年成为国际标准。 若紫菜产品最终被列为国际标准，可创造可观的直接经济效益，紫菜的品牌价值也将大幅上升。据韩国农村经济研究院发布的《辛奇品牌价值评估》报告，韩国生产的辛奇品牌价值从2002年的695亿韩元（约合人民币3.3亿元）增长至2012年的1418亿韩元，实现翻一番。韩国辛奇标准成为国际标准带动韩国产业间接经济效果2425亿韩元，附加生产价值832亿韩元，创造就业岗位2723个。 业界预计，韩国紫菜成为国际标准后，将产生以下多重效应：通过技术开发促进产业升级、稳定紫菜产业结构、提升贸易争端应对能力、破除非关税贸易壁垒、增强出口竞争力、开拓新兴市场、提升产品认知度，以及巩固韩国紫菜出口领先地位。

一项调查显示，韩国就业市场持续低迷的背景下，青年群体就业深受居住地区影响。非首都圈青年的首次就业周期较首都圈青年平均长约三个月，就业难度显著加剧。数据显示，当前青年实现首次就业平均需时22.7个月，较十年前的18.7个月增加四个月；而能够在毕业后立即就业的青年比例仅为10.4%，就业形势日趋严峻。 韩国雇佣信息院基于对青年就业状况的年度追踪调查，并于27日发布的《2025年青年就业动向简报》显示，首都圈青年平均求职周期为21.2个月，而非首都圈青年则需24.6个月。报告指出，过去首都圈与非首都圈青年的就业周期均约为18个月，然而在过去十年间，首都圈青年的就业周期仅延长2至3个月，非首都圈却增加超过6个月，反映出地区间就业机会差距正持续扩大。 具体来看，青年从完成学业到实现首次就业的平均时间由18.7个月延长至22.7个月。据分析，尽管成因复杂，但青年从毕业到就业的过渡近年来日趋严峻，是导致就业周期延长的主要因素。 毕业后能够立即就业的青年比例也呈下降趋势，从过去的17.9%降至目前的10.4%。同时，求职时间超过四年的青年比例则从13.9%上升至15.9%。从性别来看，男性与女性的就业周期存在显著差距，男性平均需27.1个月，女性则为18.8个月。报告指出，大部分男性因完成高中学业后需履行兵役义务，从而推迟了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 不同学历背景的青年在求职周期上也呈明显分化。四年制大学毕业生平均求职时间为10个月，而高中及以下学历者则需近三年。近年来，大学毕业生平均首次就业周期为11.7个月，专科毕业生为13.9个月，高中及以下学历青年则长达33.6个月。尽管高中及以下学历群体的求职周期较过去的48个月有所缩短，但仍远高于其他学历群体。 在首次就业的岗位类型方面，正规岗位比例明显下降，非正规岗位比例则呈上升趋势。正规岗位比例由过去的73.3%大幅下降至61.2%，临时岗位比例从24.9%增至34.7%，日雇岗位比例也从1.9%上升至4.1%。报告分析指出，在就业周期不断延长的背景下，不少青年虽未能获得理想职位，但为积累工作经验或尽快进入就业市场，往往倾向于接受稳定性较低的就业形式。

韩国大型企业与中坚、中小企业之间年轻职场人士的薪资差距持续扩大，中小企业40多岁员工的年薪不仅低于大型企业30多岁员工，而且差距逐年加大。 职场信息平台JobPlanet 26日数据显示，今年大型企业40多岁员工年薪中位数为8973万韩元（约合人民币43.56万元），平均年薪9519万韩元；中坚企业40多岁分别为7017万、7614万；中小企业40多岁仅为5718万、6190万。 大型企业40多岁员工年薪每年上涨约400万韩元，中小企业则仅200万左右。近年来，大型企业40多岁员工中位年薪从2023年的8072万增至今年的8973万，中小企业同期仅从5184万增至5718万。中坚企业保持大型企业同龄群体薪资的约80%。 企业规模差距对年轻职场人士的薪资也造成影响。大型企业30多岁中位年薪今年为6556万，较中小企业40多岁还要高出838万韩元，而两年前这一差距仅为116万。20多岁员工差距同样进一步扩大，大型企业20多岁中位年薪今年为4603万，中小企业仅3260万，相差1343万。 此外，企业规模差异在绩效奖金上更加明显。300人以上企业今年上半年含绩效奖金的特别工资增幅为12.8%，300人以下企业仅3%。月均特别工资分别为159万与31.8万韩元，相差约5倍。 薪资差距扩大可能加剧就业错配。国家数据处统计显示，截至上月，有工作能力但放弃求职的二三十多岁年轻群体达73.6万人，其中仅30多岁就有3.4万人，创下历年10月新高。中小风险企业研究院指出，46.7%的中小企业遭到核心人才流失带来的损失，经济低迷下的收入差距扩大可能加剧人才外流。

韩国经济人协会（以下简称韩经协）于26日表示，为激发地方经济活力，正式向政府提议推动实施“婴儿潮一代地方经济振兴计划”（Boom Up项目）。 韩经协指出，若已退休或即将退休的首都圈婴儿潮一代选择返乡定居，并在地方中小企业就业，将有望构建“人才（婴儿潮一代）—空间（地方中小城市）—企业（地方中小企业）”三方协同发展的良性循环体系。 据统计，韩国1955年至1974年出生的婴儿潮一代规模约为1600万人。其中，55岁至64岁（1961至1970年出生者）人口约850万人，若将45岁至54岁（1971至1980年出生者）群体也纳入考量，预计未来20年内将有约1700万人陆续步入高龄阶段。 韩经协分析认为，婴儿潮一代返乡有助于缓解首都圈人口过度集中的问题，同时可促进地方消费增长、拓宽地方税基。而因青年外流而长期面临人力短缺的地方中小企业，则可通过吸纳具备较高学历与专业技能经验的婴儿潮一代人才，来弥补人力空缺并提升经营稳定性。 为有效推动首都圈婴儿潮一代返乡，韩经协强调，有必要在就业、居住及生活基础设施等方面提供系统性支持，并提出跨部门协作的三大领域共八项政策任务。在就业领域，建议构建人才匹配平台、提供返乡就业激励措施以及开展定制化就业培训。在居住领域，提议推动就业与居住联动的长期住宿型住宅供应、扩大公共住房入住特例适用范围，并放宽住房年金申请条件。在生活支持方面，则提出应保障返乡人员稳定收入，并加强医疗、教育及文化等生活配套设施的覆盖与质量。 韩经协经济产业本部长李相镐（音）表示，在低生育率与高龄化加剧导致人口结构急剧变化的背景下，有必要前瞻性地应对地方衰退风险。他强调，政府应更加积极关注并支持推动首都圈退休婴儿潮一代赴地方企业就业的相关计划。

最新数据显示，韩国老年人成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中工作最久、就业比例最高的群体。这一高就业率并非源于“工作的乐趣”，更多的是“为生存而挣扎”的现实。仅靠国民年金（养老）难以维持基本生活，退休后至开始领取年金的所谓“收入断层”（Income Crevasse）迫使本该享受晚年生活的老年人再次涌入劳动市场。 国民年金研究院主任研究员吴幼贞（音）26日发布《国民年金与高龄劳动力供给》报告显示，韩国今年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20.3%，已进入超高龄社会。65岁以上人口就业率高达37.3%（2023年基准），远超经合组织平均水平（13.6%），也远远高于率先进入超高龄社会的日本（25.3%）。 统计厅的调查结果显示，韩国高龄群体希望工作的平均年龄为73.4岁。希望继续工作的最主要原因为补贴生活费（54.4%），远高于工作带来乐趣（36.1%）和打发无聊（4%）。 报告将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归结为杯水车薪的公共年金水平，以2024年为基准，国民年金平均领取额仅为66万韩元（约合人民币3200元），不及当年单人家庭月最低生活保障134万韩元的一半。在养老金制度较为成熟的西方发达国家，通常在开始领取养老金后开始退休，但韩国仅凭养老金无法维持生计，导致许多人即使开始领取养老金也无法告别工作。 更严重的问题在于法定退休年龄与实际退休年龄之间的差距导致的“收入空白期”，目前韩国法定退休年龄虽为60岁，但从主要工作岗位退下的平均年龄仅为52.9岁。而1961至1964年出生者开始领取国民年金的年龄为63岁，1969年后出生者则逐步提高至65岁。这意味着，从离开工作岗位到拿到养老金，至少需要经过10年以上的“收入空白期”。 报告分析，尽管提高养老金领取起始年龄可能有助于年金财政的稳定，但对于当前的高龄群体而言，却成了为维持生计而不得不涌入劳动力市场的强烈诱因。 现行年金制度的矛盾点也备受诟病，政府虽倡导扩大高龄者就业，但制度内部却存在根据收入水平减免养老金的制度。若年金领取者月收入超过一定标准（2025年标准为月收入308万韩元），其领取的养老金最高可被削减50%。这一制度一直被批评可能灌输“工作即吃亏”的观念，挫伤工作热情。 此外，报告指出“延迟年金制度”（每推迟一年领取，年金额增加7.2%）对增加高龄者劳动力供给起到积极作用。这表明，若健康状况允许且有工作机会，越来越多的人可能会为了将来领取更多年金而推迟退休，而非着眼于眼前的少量收入。 报告建议，为解决因人口减少导致的劳动力短缺问题，也应积极利用高龄人群劳动力。这需要超越单纯讨论延长退休年龄，迫切需要改善50岁出头便从主要工作岗位退下的现实，并制定能填补养老金领取前收入空白的优质工作岗位政策。正如日本立法要求企业确保雇佣至70岁以引导高龄者稳定就业一样，韩国也亟需打造一个能让老年人基于“安稳的晚年”，而非仅仅为了“生存”而工作的环境。

近年来，人工智能（AI）技术在全球范围内快速发展。上月底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三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各国领导汇聚一堂。值得注意的是，英伟达CEO黄仁勋与三星电子会长李在镕、现代汽车集团会长郑义宣在首尔江南区三成洞“Kkanbu炸鸡”共进晚餐。分析认为，这一聚餐备受各界瞩目，折射出韩国对AI潜能的高度期待。 在此背景下，青年在劳动市场受到的冲击日益明显。人工智能既可能替代部分岗位，也能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业界普遍认为，AI较易取代重复性高、标准化工作。最近韩国银行（央行）发布报告显示，这一替代效应正逐步显现。报告还指出，AI暴露指数较高的行业，如出版行业、服务业、计算机编程等，这类岗位正明显受到AI影响，让青年就业面临更大挑战。 相比之下，借助经验知识与社交技能的行业，AI则最多起到辅助作用，反而带动了中高龄群体的就业。公司管理层可借助AI提升生产力，而仅执行重复性任务的工作，则面临被取代的风险。对于刚踏入劳动市场的青年而言，如果未做好充分准备，可能会受到这一变化带来的的严重冲击。 韩国统计厅国家统计门户（KOSIS）近日公布数据显示，截至今年第二季度，韩国20至39岁初入职场岗位仅为240.8万个。这一数字创下自2018年相关统计开始以来同期最低水平。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11.6万个就业岗位。尤其大学毕业应届生岗位仅为137万个，同比减少8.4万个，同样创下历史最低水平。 近期，受韩国整体经济放缓影响，制造业和建筑业长期处于低迷状态，而电子信息制造业、金融业等高附加值产业则对高技能人才需求相对有限。韩国银行分析指出，过去三年间减少的21.1万个青年就业岗位中，高达20.8万个岗位属于AI暴露指数较高的职业。 与此同时，青年新人岗位减少、非正式员工比例上升等问题，使青年就业困境愈发严峻。数据显示，截至今年8月，20至39岁的就职人数共计811万人，其中非正式员工达到257万，占比31.7%，创2004年以来最高记录。从结构上看，20至39岁青年中正式员工人数从2015年的612.8万降至今年的554.1万，减少58.7万；同期非正式员工人数则增加44.5万，反映出青年就业质量持续下降。 为应对这一趋势，分析指出，政府应通过加强教育培训提升青年利用AI的能力，以提升工作效率。其次，加大创业扶持力度，鼓励青年开拓新兴市场。政策设计上也需兼顾青年就业情况。例如，关于近期延长法定退休年龄至65岁的相关争议，或导致大企业和公共机构青年就业岗位减少。因此，制度设计必须谨慎，避免对青年就业产生负面影响。 在以经验为主的招聘文化下，青年就业本已不易，若再加上AI替代效应，部分岗位可能彻底消失。韩国财政部李炯日副部长表示，将利用AI推动新兴产业发展，创造青年就业岗位。同时，将大幅扩大AI教育培训，提升青年就业能力，并且积极支持AI领域的创业与风险投资，助力青年创业发展。 专家指出，在AI时代，青年就业机会日益紧张，社会各界尤其是上一代应主动退一步，为青年留出就业机会，帮助青年顺利适应新劳动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