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总统李在明21日在新年记者会上强调加强对文化艺术领域的支持，并指出：“听说一些国家通过法律规定，电影在影院上映后需满一年才能在OTT平台播放，而韩国并无类似制度，这样一来，观众自然缺乏走进影院的理由。” 李在明所指的是电影发行中的“发行窗口期”（以下简称“窗口期”）制度，即影片从影院上映到登陆OTT或电视等其他平台之间设定的缓冲期。近年来，这一窗口期在不少作品中被大幅压缩至数周，被认为削弱了影院的吸引力。在产业竞争加剧、消费结构变化的背景下，电影产业长期低迷，窗口期制度是否需要调整再次引发业界关注。 韩国电影市场的观影规模持续承压。根据电影振兴委员会22日公布的数据，去年1月至11月全国观影人次为9241万，同比减少16.08%。尽管12月数据尚未统计，但业界普遍认为，受年底档期新片上映带动，全年观影人次仍有望勉强维持在1亿以上。 政府方面，自去年7月起为减轻电影票价负担，从2025年第二次追加补充预算中拨出271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3亿元）用于发放影院优惠券，被评价为拉动观众回流的重要措施。受此影响，影院经营状况有所改善。 具体来看，运营乐天影院的乐天文化产业有限公司第三季度实现营业利润82亿韩元，Megabox运营方Contentree中央录得19亿韩元盈利，双双实现扭亏为盈。希杰（CJ）旗下影院品牌CGV虽仍出现56亿韩元赤字，但较上一季度改善了117亿韩元。 不过，OTT平台的扩张仍对院线形成结构性压力。WiseApp·Retail数据显示，上月奈飞（Netflix）在韩国的月活跃用户数达1516万人，创历史新高。 在此背景下，“窗口期”相关立法再此进入政策讨论视野。共同民主党议员林五卿于去年9月提出相关法案，建议将影院与OTT之间的窗口期统一设定为6个月，以缓解院线与流媒体之间的结构性矛盾。 与此同时，票价优惠政策亦在扩大。文化体育观光部20日预告修订《文化基本法施行令》，计划将原本每月最后一个星期三实施的“文化日”扩大为每周一次，内容包括主要文化设施免费开放及民营文化设施使用费折扣。 业界对政策释放的积极信号表示期待，但也对成本负担保持审慎态度。由于票价折扣并非由政府直接补贴，相关差额需由影院自行承担。在门店缩减和自救措施并行的情况下，每月四次折扣所带来的经营压力不容忽视。

本月22日起，韩国正式施行《人工智能发展与信任基础构建基本法》（以下简称《AI基本法》），由此成为全球首个全面实施AI监管法律的国家。尽管欧盟在立法层面更早推出《人工智能法案》，但由于选择分阶段实施，全面生效时间被不断推迟，这使得韩国在落地执行层面抢得先机。 欧盟原计划自2024年8月起对“高风险AI”实施核心监管条款，但欧盟委员会在去年底发布包含监管放宽内容的“数字简化方案”后，外界普遍预计相关条款可能延至2027年底才正式适用。在全球各国将AI视为战略性核心资产、竞相加大财政与政策支持的背景下，韩国此时率先全面实施AI监管法，引发了产业界的广泛争议。 持反对意见者多数认为，过早、过严的监管可能削弱本土AI产业竞争力，支持者则指出，AI技术发展迅猛，而伦理规范与风险治理体系长期滞后，韩国若能全面落实AI基本法，将有机会成为“包容性AI治理”的示范国家。 ▲引入“高影响AI”概念 强调安全与可解释性 根据AI基本法，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长官需每三年制定一次《AI基本计划》，以系统性提升国家AI竞争力。法律还强化了国家人工智能委员会的治理效能，并将AI安全研究机构的设立正式写入法律条文，用于评估和研究AI潜在风险。 政府强调，立法宗旨并非重罚企业，而是通过最低限度监管和更高的政策可预期性，通过AI基本法来振兴产业。然而，鉴于深度伪造内容泛滥、虚假信息操纵舆论，以及AI可能侵蚀生命权与基本权利等风险，法律引入了“高影响AI”概念。 所谓“高影响AI”，是指在医疗、能源、招聘、信贷审核等与国民生命或权利息息相关的领域中使用的AI系统。这类AI将被要求建立人工监督机制，并主动采取安全保障措施，同时需具备一定程度的“可解释性”，即能够说明AI决策所依据的推理过程。 在自动驾驶领域，目前仍需人类驾驶员介入的L3级自动驾驶不被认定为高影响AI，但完全由系统自主行驶的L4级及以上则被纳入严格监管范围。 ▲生成式AI须标识来源 海外巨头须设立本地代理 针对生成式AI，法律规定必须通过可见或不可见水印等方式，明确标识内容为AI生成。法律义务主体主要包括AI模型开发商和AI解决方案或服务提供商，而仅使用AI生成内容的企业或普通用户不在直接监管范围内。 对于海外科技巨头，若满足以下任一条件：上一年度全球营收超过1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47.4亿元）、韩国AI服务营收超过100亿韩元、韩国日均用户数超过100万人，则必须在韩国设立本地代理。目前，Open AI和谷歌符合相关条件。 违反AI基本法的企业，最高可被处以3000万韩元罚款。不过，政府明确表示，将设置至少一年的“指导与整改期”（过渡期），以减轻法律对相关产业的冲击。 ▲初创企业压力突出 政府强调“AI指南针”定位 对AI基本法实施最为担忧的是AI模型和服务开发领域的初创企业。相较大型科技公司可借助律师事务所或内部法务团队应对合规要求，资金和人力有限的初创企业普遍感到力不从心。 初创企业联盟去年底对101家本土AI初创公司的调查显示，98%的企业表示尚未建立实质性的AI基本法应对体系。尽管政府表示将谨慎行使调查权，并在过渡期内不急于处罚，但“调查权本身”仍可能对挫伤产业创新热情。 有初创企业人士呼吁，有必要效仿《重大灾害处罚法》对小规模企业设置额外宽限期的做法，对AI初创企业给予更多制度性照顾。对此，科技信息通信部回应称，AI基本法的目标不是“惩罚”，而是为行业提供清晰的合规“路线图”，从长期看有助于产业稳定发展。 ▲透明性与数据安全仍待强化 随着AI在国防、医疗等高敏感领域的应用日益频繁，学界与业界呼吁进一步强化“黑箱式”AI模型的透明度要求。尤其在开源模型广泛应用的背景下，如何防范国内数据外流及新型网络安全威胁，被认为在现行法律中体现不足。 有观点认为，若AI基本法过度偏向监管，应通过与《个人信息保护法》《信息通信网络法》等现行法律的衔接，构建更灵活的治理体系，以防范利用AI工具实施的新型权利侵害行为。 总体而言，AI基本法的实施既是韩国AI治理的一次大胆尝试，也是对政策平衡能力的重大考验。AI基本法成效如何，不仅将影响本国产业走向，也可能为全球AI监管提供重要参考。

在欧盟出现人工智能（AI）监管放宽迹象之际，韩国正在加速推进相关立法，预计有望于明年1月成为全球首个试行AI法规的国家，此举在韩国AI行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中引发担忧和争议。 韩国《人工智能发展及培养信任基础相关基本法》（以下简称《AI基本法》）将于明年1月22日试行，成为继欧盟后，全球第二个制定综合性AI法律的国家，但欧盟相关法案中对高风险AI的大部分使用规定将从明年8月起生效，因此韩国将成为全球首个实现AI法律监管的国家。 欧盟监管风向近期发生明显变化，欧盟执行委员会上月发布包含监管简化方案的“数字简化方案”，外界预测AI法案的全面实施时间可能推迟至2027年底。这一转向被视为回应美国科技巨头的压力及欧洲对在AI竞争中落后的担忧。韩国政府对欧盟动向持观望态度，认为法案修订尚需各国同意且面临公民团体的反对，但韩国推进AI基本法的脚步并未放缓。 韩国互联网企业协会负责人表示，企业目前最担心准备时间极其仓促，政府在距离法律生效仅剩一个月才发布立法预告，大企业可投入人力财力进行准备，但初创企业将陷入被动局面。 据韩国初创企业联盟近期对国内101家AI初创企业实施的调查，高达98%的受访企业表示，尚未建立有效应对《AI基本法》的体系，近半数企业（48.5%）坦言不了解内容未做准备。 近来选择在日本布局业务的AI初创企业显著增长，原因之一被认为是韩国严苛的AI监管。与韩国采取罚款、政府调查权等强制性监管不同，日本以行业自律为核心原则，于今年9月依据《AI推进法》发布了《AI适当性确保指南》草案，构建了一套包括深度伪造监管、数据透明性、提升AI素养在内的“软治理”体系。 互联网企业协会负责人表示，若监管过严，企业选择在海外提供服务的可能性更大。若《AI基本法》推进时间表不变，目前在韩国提供的服务可能面临在明年1月22日以后突然中断的风险。 对使用AI制作内容的企业来说，《AI基本法》要求对AI生成物进行标识（如水印）的规定，被视为最大的制约因素之一。尽管业界对有必要对恶意利用深度伪造等技术实施犯罪的行为进行监管达成共识，但同时担忧将统一标准套用于内容创作产业，可能导致产业萎缩。 随着全球各国AI监管竞赛进入新阶段，韩国能否在促进创新与防范风险之间找到平衡，避免“过度超前”的监管扼杀产业活力甚至导致企业外流，正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国际作者和作曲者协会联合会（CISAC）14日发布的《2025全球版权收入报告》显示，韩国去年音乐版权收入为2.76亿欧元（约合人民币22.8亿元），同比增长2%，但全球排名从第9位降至第11位。 CISAC是全球规模最大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联合体，致力于维护全球创作者的权利。该组织在116个国家和地区拥有225个会员协会，代表超过500万音乐、视听、戏剧、文学和视觉艺术创作者。此次发布的报告对包括音乐、视听、视觉艺术、文学和戏剧在内的所有作品版税收入情况进行了全面数据分析。 报告显示，去年美国音乐版权收入位居榜首，其后依次为法国、英国、德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西班牙、荷兰和意大利。韩国位列第11位，在主要非西方国家中仍保持较高水平。 韩国音乐著作权协会（KOMCA）数据显示，去年音乐版权收入占国内总版权收入的94%。KOMCA表示，尽管面临欧美市场的强势竞争，韩国依旧跻身全球前11位，体现了韩国流行音乐（K-POP）产业的深厚底蕴。 从细分领域来看，韩国音乐版权收入中，数字领域同比增长12.2%，演出领域收入同比增长3.6%。数字领域包括在线视频平台（OTT）与点播式流媒体服务。 然而，KOMCA指出，韩国虽然在全球音乐产业规模中排名第7位，但版权收入却跌出前十名，这反映出数字结算体系仍存在漏洞。KOMCA分析称：“K-POP在OTT、社交媒体、流媒体等数字领域的全球影响力不断扩大，但这些成果在版权收益上尚未得到充分体现。” 报告同时提及人工智能（AI）对创作者权益的潜在威胁。CISAC警告称，AI可能侵蚀全球创作者高达25%的收益，损失金额或达85亿欧元。 为应对AI带来的新挑战，KOMCA自今年5月起成立“AI应对工作小组”，着手制定AI音乐注册指南、版权征收与分配方案、学习数据使用补偿机制，并积极参与《著作权法》与《AI基本法》立法进程，推动建立合理的创作保护体系。

随着电信诈骗愈演愈烈，过去五年韩国六大商业银行累计冻结涉嫌电信诈骗的账户数量已超过15万个。在金融监管机构正推动立法、要求金融公司对部分电信诈骗损失进行赔偿的背景下，这一数字引发关注。 韩国国会企划财政委员会所属国民力量党议员朴成训11日从金融监督院获取的资料显示，从2020年至今年第一季度，KB国民银行、新韩银行、韩亚银行、友利银行、NH农协银行、IBK企业银行六大韩国商业银行共冻结涉嫌电信诈骗账户15.0082万个。 从各银行数据来看，KB国民银行冻结账户数量最多，达3.4万个，其后依次为NH农协银行（2.7381万个）、友利银行（2.4816万个）、新韩银行（2.251万个）、韩亚银行（2.1378万个）和IBK企业银行（1.9561万个）。 从整体趋势看，六大银行冻结涉诈账户数量呈逐年递增态势。2020年为2.3381万个，2021年增至2.7967万个，2022年为2.8185万个，2023年小幅回落至2.7652万个，但去年再度跃升至3.2409万个。今年第一季度已达1.0488万个，按此趋势推算，全年有望突破4万个。 地方银行虽然冻结涉诈账户数量相对较少，但同样呈现增长趋势。2020年至今年一季度，釜山银行、光州银行、济州银行、全北银行和庆南银行等五大地方银行累计冻结涉诈账户9621个。其中，釜山银行最多，达4508个，其次依次为庆南银行（2713个）、全北银行（1108个）、光州银行（1075个）、济州银行（217个）。 从各年度数据来看，地方银行冻结账户数量从2020年的1210个逐年增长至2021年的1557个、2022年的1919个、2023年的1958个，去年达到2203个。今年一季度已达774个，预计将再创新高。此外，去年5月由地方银行转为主要商业银行的iM银行，在过去五年中累计冻结账户4534个。 国民力量党议员朴成训指出，在电信诈骗犯罪手段日益智能化的背景下，亟需建立银行业、执法机构与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实时信息共享机制，并要转向以事前防范为中心的应对模式。

一项调查显示，韩国近半数儿科医生集中于首尔和京畿道地区，首都圈与地方之间的儿科医疗资源分布差异显著，部分地区医疗水平差距高达两倍。 韩国保健社会研究院于3日发布的《儿童与青少年医疗体系改善方案研究》显示，截至去年第二季度，全国共有儿科医生6490名，其中首尔（1510人）与京畿道（1691人）合计占比达49%。相比之下，世宗（78人）和济州（71人）的儿科医生数量均不足百人。 从执业机构来看，全国53%的儿科医生（3423人）任职于一级医疗机构（即诊所），而在医院及以上级别医疗机构执业的儿科医生为1808人，约占28%。以18岁以下儿童与青少年人口为基准，2022年全国每千人对应的儿科医生数为0.80人。 从地区分布来看，首尔以每千人1.15名儿科医生居全国首位，釜山（1.01人）、大邱（1.01人）、光州（0.97人）等大城市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庆北地区最低，仅为0.52人，其余包括忠南（0.56人）、全南（0.59人）、忠北（0.62人）、蔚山（0.62人）、济州（0.65人）、世宗（0.69人）及仁川（0.70人）均低于全国均值。 地区间最大差距出现在首尔（1.15人）与忠南（0.56人）之间，相差约两倍。研究团队指出，该现象反映出儿科医生明显向大城市集中，加剧了地区间儿童医疗服务可及性的不均衡。同时，儿科住院医师数量持续减少。2018年，全国儿科住院医师共计816人（其中三级综合医院519人、综合医院297人），至2022年降至395人（分别为293人与102人），降幅达29.8%。 研究团队认为，出生率下降导致的儿童与青少年人口减少，已成为威胁儿科医疗体系可持续性的主要因素。近期，儿科专业医师数量缩减及医疗资源向首都圈集中的趋势日益显著。为此，研究团队提出多项建议，包括改善地区间医疗资源分配不均、加强对专业医师培养与职业保障的系统支持、完善儿科医疗服务支付与补偿机制，并通过优化治理体系与推进相关立法修订，以保障儿童医疗服务的稳定供给。

据路透社援引不具名消息人士报道，中国国务院计划于本月下旬审议并可能批准一份推动人民币在全球范围内更广泛使用的战略蓝图，其中包括在稳定币领域跟进美国的发展步伐。 该蓝图预计将涵盖人民币在全球市场的使用目标、明确国内各监管机构的职责分工，以及制定相应的风险防控指导原则。 据悉，中国领导层还计划于本月底在天津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SCO）峰会上，将人民币国际化和稳定币议题列为重点讨论内容。届时，领导层可能就稳定币发展发表重要讲话，为相关政策定调，并明确稳定币在商业应用中的边界和发展方向。 如果该蓝图获得批准，这将标志着中国政府对数字资产态度的重大政策转变。此前，出于对金融体系稳定性的担忧，中国于2021年全面禁止了加密货币交易和挖矿活动。 稳定币通常与美元等法定货币挂钩，旨在保持币值稳定。根据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最新数据，人民币作为全球支付货币的占比在6月份降至2.88%，创下两年来新低。相比之下，美元仍占据47.19%的主导地位。 与中国政府的积极态度不同，韩国在稳定币政策制定方面进展相对缓慢。韩国政府计划于今年10月才正式提出稳定币相关立法草案。届时，金融委员会将提交《虚拟资产用户保护法案》第二阶段监管法案。 然而，业内人士指出，即使政府按计划于10月提出草案，在与其他法案的协调过程中仍可能面临延期风险。预计即便法案在今年下半年获得通过，考虑到实施细则的制定周期，政策真正落地仍需较长时间。目前，韩国共同民主党已着手推动相关立法工作，力图建立以韩元为基础的稳定币监管框架，但具体的实施指导方针尚未明确。 更为关键的是，对于韩元稳定币的具体应用场景，韩国各界尚未形成统一认识。业内人士指出：“当前主要国家都在加快相关立法进程并制定明确的发展蓝图，而韩国目前仍未就稳定币的具体用途达成基本共识。如果错失政策窗口期，韩国可能在这一轮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一项调查显示，韩国房地产市场出现外籍投资者不动产购置量显著增长现象，韩国政府已着手研究制定相应调控政策以应对潜在风险。 据业界31日消息，自政府颁布“6·27房地产调控方案”以来，针对本国居民在首都圈购房的贷款额度限制在6亿韩元（约合人民币310.9万元）上限政策，有效抑制了国内购房需求然而，由于该政策未对外籍投资者设置同等限制，导致近期外籍投资者的投机性购房行为呈上升趋势，引发“逆向歧视”的争议。尤其是在韩国投资者无法在中国境内购置土地等不动产的背景下，中国投资者在韩不动产交易量持续攀升的现象，引发加强韩中“互惠原则”的呼声日益高涨。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在韩购置公寓、别墅和商铺等不动产的外籍投资者中，中国投资者占比高达67%。据法院登记信息平台统计，今年1至4月期间，外籍投资者申请的不动产产权交易登记共计4169件。其中，中国投资者交易量达2791件（66.9%），居首位，其次是美国519件、越南136件、加拿大118件等。 从区域分布来看，中国投资者在京畿道地区的房地产交易最为活跃。该地区1863件外国人不动产交易中，中国投资者占比高达76.8%（1431件）。而在首尔江南等高端住宅区，美国投资者表现更为突出，仅今年在“江南三区”（（江南、瑞草、松坡）房地产交易件数达58件。 随着外籍投资者持韩国不动产数量持续攀升，市场对投机性需求可能引发的市场波动表示深切担忧。此前，房地产市场快速上涨时期，大量非自住需求的外籍投资者涌入市场，引发强烈争议。今年3月，一位中国籍投资者未通过韩国金融机构贷款，直接全款（119.7亿韩元）购入首尔城北区一处独栋住宅，更成为舆论关注焦点。 现行政策环境下，外籍投资者几乎不受韩国国内贷款限制政策的约束。若其通过母国金融机构获取贷款，韩国现行的贷款限制政策则形同虚设。此外，由于难以准确核查外籍投资者的家庭资产状况，针对多套住房持有者的购置税及转让所得税等调控手段亦难以有效实施。 针对这一现象，国会也提出多项限制外籍投资者购房的法案。据共同民主党议员李彦周近期提交的《房地产交易申报等相关法律》修订案，要求外籍投资者在韩购房需事先获得政府许可，并规定购置后必须住满三年以上。国民力量党议员金美爱也提出相关立法建议，要求外籍投资者在投机过热地区或调控区域购置房地产时，必须取得地方政府事前许可。 同时，国土交通部长官候选人金润德也表示，从国家利益角度出发，有必要研究并制定针对外籍投资者房地产投机行为的差别化税收政策。他指出，虽然目前外籍投资者在韩购房总量占比相对有限，但交易活动高度集中于首都圈且呈持续增长态势，因此需要建立更为完善的监管机制，对可能产生的市场扰动行为进行专项调查和评估。

据29日消息，韩国第二届国家人工智能（AI）委员会正式启动委员遴选程序，全面展开组织建设工作，预计最早于下月正式投入运作，届时将整合政府与产业界资源，全面负责国家AI政策的设计与战略协调，引领韩国AI领域的创新发展。 国家AI委员会作为韩国AI发展的最高决策机构，旨在强化政府部门间AI战略协调能力，完善委员会组织架构。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已于前一日完成相关总统令草案的立法预告程序，并计划于下月初提交国务会议审议。目前，各相关部门正在加快推进后续立法程序。 国家AI委员会相关负责人表示：“虽然具体启动时间将取决于委员任命进度，但政府将秉持高效务实的原则，全力推进相关工作。”有分析认为，当前全球AI技术发展日新月异，以中美主导的AI技术竞争日趋激烈。在此背景下，韩国亟需加快国家级AI战略协调机构的建设步伐，以免错失发展先机。 据悉，国家AI委员会将负责建立跨部门的AI预算统筹管理体系；协调推进AI相关立法工作，重点包括知识产权保护、用户权益保障等关键议题；引导民间资本投入AI领域发展。新一届委员会将延续上届组织架构，由总统亲自担任委员长，并新设“AI未来企划首席秘书”一职。 随着政府机构改革讨论的深入以及AI相关职能的持续扩展，将国家AI委员会升格为副总理级部门的可能性正在提升。根据最新改革方案，新一届国家AI委员会将设立常任副委员长，并将副委员长名额从现行的1名增加至最多3名。同时，委员会计划对组织架构进行优化调整，将第一届委员会中包括10名政府委员与30名民间委员的大型架构，转变为小规模、精锐化的民间专家团队。 在委员构成方面，第二届委员会将着重优化专业结构。鉴于第一届委员会中学术界代表占比较高而产业界代表相对不足，新一届委员会将重点吸纳来自AI模型开发、AI服务应用、AI半导体等领域的实务专家。此外，为促进跨领域融合发展，委员会还计划与国家生物委员会建立协作机制，重点加强AI与生命科学领域的协同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