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明年起，政府面向韩国职场准妈妈发放的“产前产后休假津贴”每月上限将提升至22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05万元）。此次调整旨在应对明年最低工资标准上调后可能出现的津贴下限高于上限的“倒挂”问题。这是政府三年来首次提高该津贴上限标准。 韩国雇佣劳动部于10日公布《产前产后休假津贴上限公告》修订案。根据制度，加入雇佣保险的劳动者可享受产前产后共计90天的休假，早产情况可延长至100天，多胎则可休120天。其中，至少60天（多胎为75天）为带薪休假，期间劳动者可获得100%薪资。同时，为尽可能缓解因生育和育儿导致的收入下降，政府还将对休假其余期间提供一定的津贴支持。 具体来看，大企员工在带薪休假期间由企业支付全额工资，剩余30天则由政府发放补助；中小企业员工则在全部90天休假期间均可领取政府提供的津贴。政府承担部分的津贴上限由雇佣劳动部根据劳动者正常工资水平及最低工资标准等因素综合确定，目前为每月210万韩元。 由于津贴下限与最低工资水平直接挂钩，随着明年最低工资上调至每小时1.032万韩元，相应的津贴下限将升至每月215.688万韩元，从而导致下限超出既定的上限。为此，雇佣劳动部决定从明年起将产假津贴上限提高至每月220万韩元。这也是自2023年该津贴上限从200万韩元提高至210万韩元后，时隔三年再次进行调整。 尽管政府此次上调津贴上限是为应对最低工资上涨带来的结构性矛盾，但社会舆论指出，这一措施并非根本解决之道。由于最低工资标准每年调整，津贴上限与下限再度出现倒挂的现象可能在未来一至两年内重新浮现，使得相关制度的系统性改革议题再度受到关注。

一项调查显示，正在准备就业的人群中，每10人中有6人虽在进行求职活动，但对就业不抱太大期望，处于“消极求职”状态。 韩国经济人协会10月至11月面向2492名全国四年制大学在校生及毕业生实施就业认知调查，自称正在找工作的受访者中，有60.5%属于消极求职者。其中无实质性就业准备及计划，只是浏览招聘信息的“象征性求职者”占比32.2%，几乎不进行求职活动者占比21.5%，处于休息状态占比6.8%。 当被问及求职态度消极的原因时，超过半数（51.8%）的受访者归因于岗位不足，随后依次为即使积极求职也无法就业（22%）、专业对口或感兴趣领域岗位不足（16.2%）、符合期望的薪资水平及工作条件岗位不足（13.6%）等。另有37.5%的受访者表示因自身能力、技术和知识不足，需要更多的准备时间。 37.1%的受访者认为今年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较去年更为严峻，仅5.1%认为今年情况将好于去年，但仍在所有选项中占比最低，表明求职准备者对就业形势的负面认知仍在持续。 调查显示，积极进行求职活动的就业准备者今年平均投递13.4次入职申请书，但平均通过简历筛选的次数仅为2.6次。相比去年调查中平均投递6.3份申请、通过1.4次筛选的结果，今年的平均申请次数增加了1倍以上，简历平均通过率为19.4%，较去年调查的通过率（22.2%）下降了2.8个百分点。, 每10名受访者中，有6人预测求职准备期将超过6个月，预计将超过一年的比重为32.5%。根据国家数据处的调查，以今年5月数据为准，20-34岁的未就业人员中，失业一年以上的占比为55.2%，较3年前上升2个百分点。 对于解决青年就业难题的政策方向，29.9%的受访者中选择通过放宽管制等改善企业雇佣环境。其次还有加强职业指导、扩大实习支持等解决人岗不匹配问题（18.1%），以及扩大人工智能（AI）、大数据等新产业、新技术领域的职业培训机会（14.9%）等。 经济人协会经济产业本部长李相浩（音）表示，在高汇率、高物价、贸易秩序重组等外部不确定性持续存在的背景下，韩国劳动力市场监管力度不断加强，导致企业的招聘能力下降。政府和国会需要通过放宽管制、提供税制及投资支持来提振企业活力，同时对于可能如延长退休年龄等挤压青年就业空间政策的推进，有必要采取更加审慎的态度。

韩国最大电商平台Coupang大规模用户个人信息遭泄露，嫌疑人被指向一名已离职的中国籍员工，引发韩国社会强烈关注。尽管Coupang表示确实聘用来自多国的人才，但不便公开员工国籍分布情况。 中国职场社交平台“脉脉”上公开的信息显示，过去数年间有经Coupang员工认证的账号频繁发布招聘信息，猎头及业内人士也发帖表示可“推荐进入 Coupang”。相关内容集中于 2023 年，岗位涵盖后端工程师、数据科学家、高级产品经理、口译员等，工作地点包括北京、上海及首尔。 Coupang在招聘网站上口碑较好，部分认证账号称，Coupang上海办公室位于浦东新区的长泰广场，薪资水平接近阿里巴巴，有不少网络大厂出身员工加入，“无加班文化”是最大的吸引力。推荐帖普遍提及Coupang实施弹性工作制、远程办公、高底薪、稳定奖金、商业医疗保险、住房补贴等优势。尤其与中国互联网行业盛行的“996工作制”形成鲜明对比。 然而，在招聘规模持续扩大的同时，也存在内部竞争也被曝光。有脉脉用户发帖称，Coupang内部存在每年淘汰“底部10%”的制度，年龄偏大而经验不足者淘汰概率更高，这被认为是持续招聘的重要原因之一。 业内分析认为，Coupang大量招聘中国籍开发人员并非仅出于人力成本的考量，更源于其技术体系与阿里巴巴、京东等中国电商企业结构高度相似。不同于亚马逊的平台型结构，Coupang采用自营直采、仓储管理与物流配送一体化模式，需要复杂的供应链系统支撑，而中国在大规模物流自动化方面经验丰富，因此相关人才更容易胜任。 随着调查继续推进，Coupang海外技术团队的规模、管理方式与安全体系，预计将成为韩国舆论与监管部门关注的重点。

韩国大型企业与中坚、中小企业之间年轻职场人士的薪资差距持续扩大，中小企业40多岁员工的年薪不仅低于大型企业30多岁员工，而且差距逐年加大。 职场信息平台JobPlanet 26日数据显示，今年大型企业40多岁员工年薪中位数为8973万韩元（约合人民币43.56万元），平均年薪9519万韩元；中坚企业40多岁分别为7017万、7614万；中小企业40多岁仅为5718万、6190万。 大型企业40多岁员工年薪每年上涨约400万韩元，中小企业则仅200万左右。近年来，大型企业40多岁员工中位年薪从2023年的8072万增至今年的8973万，中小企业同期仅从5184万增至5718万。中坚企业保持大型企业同龄群体薪资的约80%。 企业规模差距对年轻职场人士的薪资也造成影响。大型企业30多岁中位年薪今年为6556万，较中小企业40多岁还要高出838万韩元，而两年前这一差距仅为116万。20多岁员工差距同样进一步扩大，大型企业20多岁中位年薪今年为4603万，中小企业仅3260万，相差1343万。 此外，企业规模差异在绩效奖金上更加明显。300人以上企业今年上半年含绩效奖金的特别工资增幅为12.8%，300人以下企业仅3%。月均特别工资分别为159万与31.8万韩元，相差约5倍。 薪资差距扩大可能加剧就业错配。国家数据处统计显示，截至上月，有工作能力但放弃求职的二三十多岁年轻群体达73.6万人，其中仅30多岁就有3.4万人，创下历年10月新高。中小风险企业研究院指出，46.7%的中小企业遭到核心人才流失带来的损失，经济低迷下的收入差距扩大可能加剧人才外流。

一项最新研究表明，随着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的工资差距不断拉大，出生人口数量可能随之减少。 24日，受韩国企划财政部监管的非营利基金法人——Fighterch研究院发布了题为《大·中小企业工资差距对出生率影响》的研究报告。该研究院专注于经济政策的整体研究，由资深研究员韩元石主持该项研究。 研究指出，过去10年间，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工资差距增加了17.8%，导致出生人口减少超过3万人。报告通过分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16个国家2008年至2020年的数据发现，若大·中小企业工资差距增加1%，出生率将下降约0.005人。 韩元石研究员将上述分析结果应用于韩国过去10年的实际数据，通过剔除国家差异后，分析了工资差距与出生率之间的纯粹效应。据韩国雇佣劳动部统计，2015至2024年间，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工资差距累计增加17.8%。国家数据中心数据显示，2015年韩国出生率为1.24，出生人口为43万8420人。 基于这些数据，报告预计大·中小企业工资差距扩大17.8%后，出生率将从1.24降至1.15，减少0.09人，换算为出生人口约减少3万1467人。研究还发现，工资差距与出生率之间呈显著负相关关系。 数据显示，大·中小企业工资差距从2011年的185万韩元增加至2024年的258万韩元；同期出生率从1.24下降至0.75。两项指标计算出的相关系数为-80%，表明工资差距越大，出生率越低。 韩元石研究员指出：“随着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工资差距扩大，出生率呈下降趋势。应采取措施减轻中小企业员工的育儿负担，并改善其薪资水平，以应对出生率下降的问题。” ※ 本报道由人工智能（AI）系统翻译，并经《亚洲日报》编辑。

韩国银行（央行）通过分析国家数据处（统计厅）资料，并在24日《韩银消息》报告中指出，妻子收入越高，丈夫越愿意参与育儿与家务；丈夫越早下班，妻子的家务负担也随之减少，这一现象或成为改善韩国低生育率问题的重要线索。 报告显示，在双职工家庭中，当一方在职场的工作时间变长或工资水平提高时，另一方的家务劳动时间也会相应增加。从性别来看，丈夫和妻子都呈现出工作时间越短、孩子越小，家务时间越长的共同特点，但在其他因素上，男女之间存在明显差异。 研究发现，丈夫的家务时间与自身工资或子女数量无显著关联；相反，妻子的工作时间与工资水平则是影响丈夫家务参与的关键因素。对妻子而言，子女数量、工资水平、工作时间等多项因素都会影响家务劳动时间。 报告具体解释称，妻子工资越高，丈夫就越倾向参与育儿和家务；丈夫如果更早下班，妻子的家务时间就会随之减少。报告分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是丈夫在生计或加班方面承受的压力更大，而妻子往往必须成为承担家务和育儿的“最后防线”。 报告还指出，韩国女性工资水平仅为男性的约70%，性别薪资差距在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中最大。如果能够缩小这一差距，丈夫在家庭劳动中的参与程度有望提高，并自然带动生育率的回升。 传统观点认为，女性工资上涨会减少生育，但在近年来的高收入国家中，女性劳动参与率越高，生育率反而呈现上升趋势。报道对此强调，未来韩国改善性别薪资差距以及推动丈夫准时下班文化的普及，可能成为扭转低生育率的重要“密码”。

韩国国家数据处于6日发布的《经济活动人口调查之非薪资劳动者调查》结果显示，截至今年8月，非薪资劳动者达655.4万人，同比减少10.3万人。在全体就业人口2896.7万人中，非薪资劳动者占22.6%，创自2007年开始相关统计以来的最低水平。受内需低迷影响，韩国个体工商户数量已连续两年下降。 在非薪资劳动者中，个体工商户为567.5万人，同比减少7万人。新冠疫情期间的2021年至2022年，个体工商户从555万人增至569万人，2023年进一步增至578.4万人，但在2024年（574.5万人）与2025年（567.5万人）连续两年出现回落。 从经营形态来看，有雇员的个体工商户为143.5万人，减少5000人；无雇员的个体工商户为424.1万人，减少6.5万人；无薪家属劳动者为87.9万人，减少3.3万人。从年龄结构来看，60岁以上群体的非薪资劳动者增加8万人，而50至59岁（减少6.6万人）、40至49岁（减少3.1万人）、30至39岁（减少2.7万人）及15至29岁（减少5.9万人）等年龄段均出现下降。 按行业分析，住宿及餐饮业（增加3.2万人）、教育服务业（增加3.1万人）、团体协会及个人服务业（增加3.1万人）等领域的非薪资劳动者人数有所上升；而农林牧渔业（减少13.1万人）、运输及仓储业（减少4.1万人）等行业则出现明显下滑。从职业类型来看，服务从业者（增加5万人）、技术及相关技能从业者（增加1.4万人）人数有所增长，单纯劳务者（减少2.9万人）则显著减少。 关于非薪资劳动者对当前工作的未来规划，86.5%的受访者表示“将继续维持”，同比下降0.1个百分点；5.3%表示“打算停止经营”，下降0.5个百分点。在计划停止经营的受访者中，主要原因包括缺乏前景或经营不善（41.8%）、个人原因（41.3%）以及转向更有前途的行业（6%）等。其中，因缺乏前景或经营不善而计划停业的比例由去年的40.9%上升至今年的41.8%。

韩国60岁以上非正式工突破300万人，老年群体正在逐渐成为劳动市场的核心力量。 韩国国家数据处22日发布《2025年8月经济活动人口就业形态补充调查》显示，非正式工达856.8万人，同比增加11万人，创下2003年相关统计编制以来的最高纪录。正式工为1384.5万人，同比有所增加，但在全体工薪人员（2241.3万人）中，非正式工占比依旧维持在38.2%的高位。 截至8月，60岁以上非正式工达304.4万人，同比增加23.3万人，首次突破300万人大关。60岁以上群体在全体非正式工中的占比达35.5%，超过三分之一。具体来看，70岁以上非正式工为120.5万人，与40多岁群体（120.4万人）规模相当。相比之下，40多岁（-10.6万人）、30岁以下（-5.8万人）、50多岁（-2.5万人）群体均有所减少。 从行业来看，保健福利业（+21万人）、物流仓储业（+3.9万人）呈增长趋势，而餐饮住宿业（-5.8万人）、建筑业（-5.1万人）、批发零售业（-4.1万人）则有所减少，可见内需疲软和经济放缓导致民间服务行业就业环境恶化。 性别方面，女性占全体非正式工的57.4%，创下历史新高。女性和老年群体正在成为非正式工岗位的主力军。 工资差距也同时创下统计编制以来的最大纪录。非正式工平均月薪为208.8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万元），正式工为389.6万韩元，差额达180.8万韩元。非正式工工资仅为正式工的53.6%，较一年前降低0.4个百分点。如果排除兼职劳工，非正式工平均月薪为303.7万韩元，首次突破300万韩元，但也仅为正式工的78%。 在非正式工中，自愿选择当前就业形态的占比67.8%，但从“工作条件满意”（57.9%）、“工作岗位稳定”（22.8%）等回答来看，较大程度上还包含维持生计的原因。非正式工的平均工作年限为2年11个月，每周平均工作时间为28.2小时，同比均略有增加。

MZ世代逐渐对传统的朝九晚五工作模式失去热情，对职业的认知逐渐发生改变。曾经“铁饭碗即意味着跻身大型企业”几乎是普遍共识，而如今，年轻人越来越重视“工作与生活的平衡”。 在韩国，以往被视为中老年群体主导的乳酸菌销售员与清洁工岗位，正吸引越来越多MZ世代的加入。在中国，则出现“铁人三项”与“吉祥三保”等新兴就业热点。经济下行与就业压力叠加，以及职业价值观的转变促使中韩年轻群体重塑劳动市场格局。 1971年，韩国乳酸菌企业hy（原韩国Yakult）为家庭主妇创造就业机会，首次招聘50至60岁女性担任销售员，由此诞生了“乳酸菌大妈”（现称“Fresh Manager”）这一岗位。长期以来，该职位主要面向中老年女性。然而近六年来，申请这一职业20至30多岁年轻人数量急剧增加，激增约30倍，目前已有约600名年轻从业者。在首尔江南、公德等年轻人聚集地，这一趋势尤为显著。 对MZ世代而言，该岗位的吸引力在于弹性工作时间与绩效分配的薪酬制度。此外，由于团队成员多以中老年为主，职场中不仅缺乏排挤现象，反而形成了“家庭般的氛围”，这也成为一大优势。更重要的是，该职业入职门槛低、初期几乎无需投入成本。公司提供制服与电动车辆，甚至协助考取驾驶执照。新员工可直接接手现有客户群，收入相对稳定，且无需特殊技能即可胜任。对于一边备考证书、一边需赚取生活费的年轻人而言，无疑是一个理想选择。有门店经理表示，部分年轻员工最初认为乳酸菌行业过于传统，却出于好奇尝试工作后最终选择留下。目前，越来越多20至30多岁的年轻人晋升为门店经理，推动整个行业形象迅速走向“年轻化”。 类似转变也出现在清洁行业。某清洁公司负责人介绍：“公司员工中MZ世代占比达80%，以20多岁居多，其次为30多岁，男女比例接近1:1。”清洁工作虽然体力负荷较大，但年轻人适应能力更强，成为吸引其加入的重要原因。以往鲜见年轻人的清洁行业，如今20至30多岁从业者数量迅速上升。该类工作不需固定坐班时间，多采用项目制，时间灵活、性别限制小，反而契合当下年轻人对“职业自由度”的追求。 相比之下，以往被视为“铁饭碗”的公务员职业竞争激烈程度显著下降，报考人数大幅减少。韩国国家公务员7级考试的竞争比率从2017年的66.2:1降至2024年的40.2:1。由此可见，大企业与公务员等传统“稳定职业”的吸引力正在减弱，取而代之的是那些能够提供弹性工作时间与更高生活质量的工作。韩国智库研究亦指出，年轻一代在选择职业时，不仅关注薪资水平，更重视“工作中的自主权”，如弹性出勤与业务决策空间。 类似的趋势在中国同样显现。随着经济增速放缓和就业压力持续加剧，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转向所谓的“铁人三项”与“吉祥三保”类职业。“铁人三项”指外卖员、快递员和网约车司机，这类工作通常具有高强度、高灵活性和低门槛的特征，收入水平与劳动量紧密相关。随着外卖和电商行业的迅速发展，相关职业需求大幅上升，成为许多年轻人应对现实压力的普遍选择。“吉祥三保”则包括保安、保洁与保姆。工作稳定，风险低。由于职业上升空间有限，以往多见于中年群体的岗位，如今也逐渐迎来更多年轻人的加入。尤其对于那些更追求“生活稳定”而非高额收入的群体。 韩国的乳酸菌推销员和清洁工，与中国的“铁人三项”和“吉祥三保”，表面上看似乎差异显著，但背后反映出共通的逻辑，经济不确定性加剧、就业压力增大，以及年轻一代价值观的深刻转变。韩国青年试图摆脱“职场内卷”和超长工时的束缚，而中国年轻人则更多出于应对生活成本与生存压力的现实考量。尽管动机存在差异，双方均转向非传统职业以寻求出路，公司白领已不再是年轻世代的唯一选择。在韩国，“乳酸菌大妈”已逐渐褪去中老年专属的标签；在中国，大街小巷中外卖员、快递员和网约车司机中涌现出越来越多的年轻面孔。 20slab研究所研究员李在昕（音）表示：“如今，‘读好书、进好公司’已不再是年轻人唯一认可的道路。他们越来越重视个人兴趣与天赋的发挥，木工、室内设计、视频创作等新兴职业正受到广泛欢迎，深刻反映出职业认知的转变。” 专家普遍认为，这不仅是一种暂时的就业风向，更代表了职业观念的“结构性转变”。年轻一代更倾向于通过多次职业转换来积累多元经验，而非终身服务于单一企业，传统的终身雇佣制已不具吸引力。无论在中国还是韩国，MZ世代都更加重视对自我生活的掌控与个人生活品质，而非父辈所推崇的“稳定职业”。强调自主性和个人成就感的就业趋势已不可逆转。

一项调查显示，首尔职场人士平均月薪达476.5万韩元（约合人民币2.4万元），在韩国位居首位，蔚山以475万韩元紧随其后。 雇佣劳动部于上月30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4月，拥有至少一名稳定就职员工的全部企业平均工资为421.5万韩元。 首尔之所以成为职场人士平均月薪最高的城市，主要得益于信息技术（IT）、金融、专业科学技术等高薪产业高度集中。此外，首尔不仅坐拥多家主要韩国大企业，更是众多跨国公司总部所在地。持续不断的人口流入推动高端劳动力需求增长，进一步推高薪资水平，使首尔职场人士平均月薪超过全国平均值。 蔚山以475万韩元的平均月薪位列第二，该城市聚集汽车、造船、化学等大型制造企业。然而，以住宿、餐饮等低薪服务业为主的济州地区平均薪资最低，仅为327.9万韩元。 反映消费者物价水平的实际工资总额，首尔和蔚山同样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仁川（3.6%）和全罗南道（3.4%）的实际工资涨幅显著，而光州（-0.4%）和全罗北道（0.0%）则出现停滞或下滑。同比薪资增长率最高的地区是仁川（5.8%）和全罗南道（5.7%），而光州广域市（1.5%）与济州地区（1.6%）则相对较低。 数据显示，全国人均月劳动时间为174.2小时。忠清南道（178.8小时）和庆尚南道（178.6小时）的劳动时间超过平均水平，该地区制造业比重较大，而制造业普遍需要较长的劳动时间。服务业比重较高的济州地区（168.7小时）与大田（169.3小时）劳动时间相对较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