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upang的大规模个人信息泄露事件发生已满一年。3755万人的个人信息被泄露的事件给我们的社会带来了巨大冲击。对大型平台安全管理松懈的批评也愈演愈烈。在对执法机构的过度“严惩主义”副作用提出质疑的当下,除了企业责任外,政府的制裁是否也遵循法律、原则和公平性值得反思。
个人信息保护委员会在今年6月对Coupang处以的罚款为6,247亿韩元。其中,因个人信息泄露而处的罚款就达4,236亿韩元,超过去年2,324万条信息泄露的SK电信所处的1,348亿韩元罚款的三倍多。约297万条个人信用信息和45万条居民身份证号码泄露的乐天卡则被金融监管机构合计处以146亿韩元的罚款。
因此,最近中小企业中央会运营的“黄伞”个人信息泄露事件也令人担忧。商户注册号、账户号码、扣款信息等被泄露,可能被用于推测小微企业的经济状况,进而实施定制贷款诈骗或网络诈骗。即使泄露人数相对较少,信息的性质也可能导致损害的严重性不同。
对个人信息管理义务疏忽的企业应受到严厉制裁。问题在于,单纯强调制裁强度的行政行为。如果个人信息保护委员会在每次大规模泄露事件中都集中于处以天文数字的罚款,那么就难以避免“打击就看”的严惩主义批评。将罚款金额视为个人信息保护行政成果的想法本身就应当警惕。强制惩罚并不一定意味着精细的行政管理。
Coupang创始人金范锡在国会听证会缺席或管理层的不诚实态度不应成为制裁力度的决定因素。美国国会部分人士针对韩国政府施加的“美国企业歧视”压力也不应削弱合理制裁的力度。行政制裁应根据违法行为的严重性和法律依据来决定,而非舆论或政治情况。
个人信息保护委员会表示,依据法定标准反映了营业额、违法行为的严重性、对调查的妨碍加重及赔偿努力的减轻等因素。那么,对于类似事件是否适用相同标准,信息的敏感性和损害风险如何评估,均应透明公开。仅因营业额大而导致罚款急剧增加的结构是否符合原则也值得探讨。
法院的判断也值得关注。首尔行政法院本月初接受了对Coupang因非法收集在线活动记录而处以的2,011亿韩元罚款的执行停止申请,而对个人信息泄露相关的4,236亿韩元的执行停止申请则被驳回。虽然这并不代表对本案的最终判断,但数千亿韩元的制裁越是需要对法律依据和计算过程进行彻底验证。公平交易委员会在过去因过度制裁而败诉或重新计算罚款的案例也并不少见。
企业的违法行为应受到严厉处理,但制裁应具备一致性和可预见性。借助舆论愤怒而施加的罚款虽然可能带来短暂的快感,但并不能提升行政的信任度。相反,它可能加大监管的不确定性,给企业活动和投资环境带来负担。
Coupang事件一周年所留下的教训不仅是企业对个人信息保护的责任。政府也应证明法律执行的公正性和合理性。人民所期望的不是对特定企业的痛快惩罚,而是一个不再发生个人信息泄露事件的社会。处罚应严厉但公正。罚款应是行政机关展示严惩意愿的手段,而应是根据法律和原则追究责任的制度。
※ 本报道经人工智能(AI)系统翻译与编辑。

